那么，明朝政府难道对起义军的壮大束手无策吗？实际上，起初的确是这样。因为最初的起义队伍规模较小，战斗力较弱，主要以劫掠粮草为主，队伍松散，战斗力差，起义军一旦失败便会四散逃跑。因此，明朝当时对这些起义者并没有采取过于激烈的应对措施，认为这些小规模的义军并不会对政权构成太大威胁。
然而，随着各地起义迅速扩展，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，明廷开始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。此时，明朝采取了三种主要的策略来应对农民起义。
第一阶段：崇祯的“招抚”政策
天启七年，明朝为应对起义，首先启用了左副都御史杨鹤，任命他为三边总制，负责镇压起义。杨鹤到任前，陕西官府已经对起义军进行了初步镇压，很多义军头领被官军剿杀，比如白水王二就被明陕西商洛道刘应遇所剿。
当时，虽然起义军屡遭官军打击，但由于当地饥民不断加入起义，农民的怒火始终没有熄灭。杨鹤到任后，看到陕西灾情严重，认为单纯依靠军事手段已无法解决问题。更为紧急的是，皇太极的后金军正在逼近京师，导致明朝政府不得不调动大量边兵进入京师维稳。杨鹤便向崇祯提出了“抚为主，剿为辅”的政策，主张通过招抚来化解起义。
在杨鹤的努力下，一些起义军头领确实放下了武器，选择投降，回家安置，政府还为他们提供了安置费。可是，这些农民的困苦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，短期的安置并未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。很快，这些原本投降的农民又重新走上了起义的道路。
其中，一些在投降后仍被杀害的起义首领，进一步加深了农民对官府的不信任。例如，宁夏总兵杜文焕便因其暴力手段而加剧了民众的反感。在此背景下，杨鹤所主导的招抚政策逐渐破产。曾经投降的“神一魁”又举旗反叛，占领了陕西北部重镇宁塞，这标志着崇祯朝的“招抚”政策彻底失败。
第二阶段：洪承畴的“进剿”政策
杨鹤被罢免后，崇祯任命洪承畴接替杨鹤，成为三边总制，继续进行平叛。洪承畴并没有延续前期的“抚为主”的政策，而是采取了强硬的进剿战略。此时，后金的威胁暂时解除，崇祯决定全力平定农民起义。
1632年春，洪承畴带领五路大军全面进攻陕西起义军。经过一场在庆阳西壕的大战，起义军大败，陕西境内的义军几乎被镇压。但随着明军的镇压，起义军并没有完全消失，他们开始向周边地区扩展。特别是山西、豫北、畿南等地也相继爆发起义，明廷面临着“日剿日益”的困境。即便明朝调动了大量兵力来进行围剿，起义军却通过灵活的游击战术，屡屡突破围剿网。
第三阶段：杨嗣昌的“十面网”战略
崇祯政府终于意识到，仅仅依靠进剿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，起义军的生存空间不断扩大。于是，崇祯决定采取更为精密的“十面网”围剿计划。杨鹤之子杨嗣昌被任命为兵部尚书，他提出了“四正六隅十面网”的战略布局，将起义地区分为四个主战区和六个协防区，进行多方位的围剿。
在这一战略下，起义军一度遭遇了严重的打击，李自成和张献忠的部队分别在渭南潼关遭遇了明军的伏击，李自成仅带少数人逃脱，而张献忠则被招降。然而，就在这时，清兵再度南下，明军被迫调动大批兵力去防守京师，导致对起义军的围剿出现空档，给了李自成再次扩展的机会。
总结：明廷的失败与农民起义的成功
从明朝的应对策略可以看出几个问题：首先，明朝在两线作战的情况下，疲于应对外敌和内乱，导致了战力的分散；其次，政府在“剿抚”政策上缺乏统一，剿与抚的界限模糊，导致民众信任崩溃；最为致命的是，明朝未能有效解决深层的社会矛盾，尤其是在天灾频发和民生困苦的背景下，政府未能采取有效的赈灾措施，反而不断加重赋税，导致民心丧失。
李自成的成功，正是依靠了“均田免赋”这一口号，成功赢得了百姓的支持。这使得农民起义队伍逐渐壮大，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。可以说，明朝走到失去民心的这一步，不仅仅是崇祯一朝的失误，更是整个政权长期不作为的结果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